与大鹏谈《吉祥如意》：不是一起过个年就成为一家人，漫长生活编织出中国家庭 | 随机波动041
《吉祥如意》戳中了我们身上最疼痛的一部分，悲痛记忆和内心矛盾被揭开，残酷地暴露出来。《吉祥如意》也击中了中国家庭最平常的现实，向我们展现了家庭内部面对重担是如何在纠结与争吵之中获得韧性，“一奶同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每个家庭里都出现过类似的对话。
2016年冬天，导演大鹏决定拍摄“天意”。他找来演员刘陆扮演女版的自己。她将在过年期间回到大鹏的东北老家，和姥姥度过春节，影片展现两代女性之间的互动和碰撞。而“天意”降临得猝不及防。在电影筹拍过程中，大鹏的姥姥生病、入院、去世、入土。电影从拍摄姥姥变成拍摄大鹏因生病而失智的三舅王吉祥，由刘陆扮演的王吉祥十年未归的女儿丽丽。在现实生活中，丽丽也回来了。她和扮演自己的演员同框的画面尤为震撼，不仅模糊了《吉祥如意》剧情片与纪录片的界线，也让表演的尺度与生活的尺度碰撞得格外剧烈。
从2016年到2021年电影上映，大鹏一直在和自己搏斗。作为外孙的他，咒骂作为导演的他：如果不是当初执意要拍“天意”，姥姥是不是不会离世？一次次打开88个小时的拍摄素材又合上电脑的他，看不起姥姥出殡时爬在地上却心有杂念的他：为何要在意别人的看法？未能投入哀悼是否是永久的遗憾？因短片《吉祥》拿到金马奖最佳短片的他，质问2016年决定拍这部电影时运筹帷幄的他：这个奖杯奖励的究竟是什么？是痛苦吗，是遗憾吗，是残酷吗？
1月29日，这部记录“天意”和“天意”拍摄过程的电影《吉祥如意》上映了。“可这一切如了谁的意呢？”大鹏没有答案。
我们看《吉祥如意》看到了什么？
张之琪：今天我们请到了东北文艺宇宙里的另一位重磅嘉宾——大鹏导演。大鹏导演今年有一部新片在春节档上映，叫《吉祥如意》。
大鹏：确切地说叫“春运档”。春节档是初一上映的那些大片儿，我们这是小片儿，就在春运的时候上。如果大家运气好的话，这两天能在电影院看到。
张之琪：我们三个提前看了电影，都特别喜欢，哭的程度分别是：默默擦眼泪、用了五张纸、放声大哭吓到了旁边的人。我们先和大鹏导演分享一下看了这部电影之后的感受吧。
冷建国：这个片子分为《吉祥》和《如意》两部分，《如意》更加打动我。我们可能一直都有记录家乡的想法，但书写对我们来说已经很难了，逼视自己是艰难的。而大鹏选择用影像的方式毫无回避地记录这一切，更是让人感到很扎心的一种方式。
看到《吉祥》里的那场年夜饭，当大鹏的妈妈提到老人住院的钱是谁花的、发丧的钱是谁花的的时候，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在我的东北生活经验里，在我记忆中的许多场景里，这就是一个冲突即将爆发的时刻，每个人将要把自己受到的委屈和不公摆到桌面上来。
另一个打动我的场景是小朋友滑着塑料布，从雪堆高处往低处滑，滚作一团，这个场景出现了很多次。后来还有一个画面，大鹏和丽丽两个人站在雪地里，屋里的家人因老人去世而哭天抢地时，他们俩只是站在屋外，不知道该做什么。这跟我自己的经历很像，从尽情玩耍的小孩成长为一个站在雪地里的年轻人。虽然《吉祥如意》主要部分的拍摄时间可能很短，但我们能够看到它背后延伸出了很长的一个时间维度。
张之琪：我觉得《吉祥如意》是一个中国人都看得懂的故事，是中国人生活中一个特别典型的场景。我们父辈这一代人，家里可能有几个小孩，由于各种原因，兄弟姐妹各自的经济状况不太一样，生活的地方和水平也不太一样，他们在面临一个家庭重担的时候要怎么去分担？年夜饭那场戏里有一句话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我相信这句话应该在每个中国家庭里都出现过。那种家人之间的芥蒂、委屈以及特别深的感情和特别深的无奈，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是特别常见的。
傅适野：我前年的时候参加爷爷的葬礼，在葬礼甚至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讨论葬礼之后兄弟姐妹的责任，比如谁来照看奶奶。这跟大鹏导演拍的葬礼的场景非常像，所以我很受触动。对于我们这一代的独生子女来说，那种经验是既近又远的。近，是因为我们看到上一辈人是这样生活的；远，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没有那种横向的联结了，我们和姑姑舅舅的孩子其实没有那么亲密，父母的养老问题可能要我们自己的小家庭来承担。
第二个感想是，影片虽然叫“吉祥如意”，但是故事其实没那么吉祥，也不太如意——之前作家淡豹上随机波动的时候说，她的小说集《美满》虽然名叫“美满”，但实际上体现了她对当代生活的很多不满，这个片子给我的感觉也很像。电影中一家人之间的那种算计和计较、逃避和麻木都可能在一个瞬间爆发，通常来说这种爆发有两个时间点，一个是过年，一个是葬礼。在大鹏导演的这部电影里面，这两个冲突的焦点和爆发的场景聚集在一起了。
大鹏：你们都太厉害了，我看傻了。我有一个12岁的女儿，我看你们就像在看我的女儿。如果有一天，我的女儿能像你们一样，可以这么自在地表达，又有逻辑、有情感，我会特别骄傲。
张之琪：还是要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部电影。我在走进电影院看片的时候没有任何背景知识，开始看的时候有点懵，不知道这是一部纪录片还是剧情片。电影里大部分角色都是自己扮演自己，只有一位叫刘陆的演员，她扮演大鹏的表姐丽丽。其实最早大鹏是想拍一个姥姥过年的故事，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最初打算拍《吉祥如意》时的想法？
大鹏：2016年《煎饼侠》推出，收获了票房上的肯定，内容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对于刚刚进入影视行业的我来讲，那个时候的心态是渴望证明自己，希望被更多人认可，于是就动了一个拍文艺向片子的念头，这是我的出发点。我做了十几年互联网的工作，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一种观念，就是做事一定要做与众不同的，所以那时候我不满足于只拍一部文艺片，还想把我怎么拍文艺片这个过程也作为一个故事拍出来。我当时脑海里想象的是，当你到了电影院，先看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农村的、素人的、生活流的场景，然后突然发现是《煎饼侠》的导演拍的，会发现“噢原来他是这么拍的”。于是我们成立了两个剧组，一个拍文艺片，一个拍我怎么拍文艺片。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角色，我想要拍我姥姥，因为我非常爱她。我妈妈身体不好，是姥姥把我带大的。后来我发现好多东北小孩都跟姥姥更亲，这一点也具有普遍性。我就想，那些文艺片不都是拍农村、一帮不是演员的人在那演吗？我就干脆拍我姥姥得了。她是本来就存在的一个人物，而且在拍摄的这段比较长的时间里，我正好也可以陪陪她。
我决定拍我姥姥，但我又不想出演，所以找到演员刘陆扮演我，扮演一个女版的大鹏。为什么找她呢？原因特别简单，因为我不认识她，她不是大众特别熟悉的一张脸，我不希望别人认出她来。我想拍的是两代女性的故事：一个是在农村待了一辈子、没怎么出过远门的姥姥，还有一个是从这里走出去、在大城市工作了十几年的外孙女，她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孩子。过年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她们会聊什么？她们对一些事物的看法会有怎样的碰撞？这个是我想要拍的。我们就这么出发了。
那会儿《缝纫机乐队》还没拍，剧组的人正在筹备这部电影。《缝纫机乐队》里有一把巨型吉他，22米高，要盖5个月。在等盖吉他的那段时间，我就说，走，咱们去拍一个用时比较短、很简单轻巧的东西，于是就有了现在的《吉祥如意》。
去之前我说咱们没有剧本，发生什么就拍什么，姥姥吃饭就拍姥姥吃饭，姥姥走路就拍姥姥走路，姥姥过年就拍姥姥过年。但是当我们到了现场，姥姥住进了医院，这个事猝不及防地发生在眼前。另一方面，剧组的设备和人员都到了，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真的很犹豫，感觉脑袋都是空白的。我就在想，如果我们确定要拍天意、拍生活，眼前的这一切算不算是它的一部分？我不停地想这个问题，决定拍下去。当然后面又发生了一系列意外，不停地冲击我们原来的想法，我本来以为这是一个耗时很短的很轻巧的内容，结果它却成为我制作周期最长的一部电影。我刚刚说的是2016年的事，直到今天，2021年，它才跟观众见面。故事也发生了转向，第一主演变成了我的三舅王吉祥，所以刘陆就不能再演我了，她扮演了三舅的女儿。这也是个临时的调整，发生得很突然，刘陆也没什么准备。
演员永远需要动机，生活往往没有为什么
我看的是FIRST影展专场，放映后有一个交流环节，导演说电影剪好后请表姐来看过，她从头到尾看得很认真，唯独到了年夜饭那场戏，她又掏出手机来看——导演的解读是，她在用自己的方式逃避现实。我们有一位朋友也去看了媒体场，回来之后在豆瓣短评里写，演员永远需要一个动机，但是生活中很多事没有为什么可言。很多演员演的角色是有原型的，但演员很少有机会跟角色原型真实的父母或爷爷奶奶一起演戏，所以对于刘陆来说，这肯定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经历，她以表演的逻辑、戏剧的逻辑进入角色，但同时她进入的是人物的真实生活场景，她需要在特定的场合、特定的时间点爆发情绪，但可能生活不是这样的，真实的人物在那个场合可能就是想逃避。
这是这部电影呈现出来的一个特别复杂又特别有趣的面向。生活跟戏剧的走向往往是不同的，过去我们看戏，不知道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现在真实的也拍下来了。而且，生活是没办法用一种简单的道德标准来评判的，十年不回来是不是不孝顺？是不是跟父母亲情淡漠？我们没办法这样评判生活，背后的原因太复杂了。因为《如意》部分是你自己剪的，我也很想知道，你是如何处理丽丽和演员同时在场的片段的？你怎么看待这种表演方式？在这样的场景下，你怎么看待演员和角色以及真实人物之间的关系？
大鹏：我前天在北京做了一次首映，一个朋友都没邀请。以往我有作品了，特别想让大家来看，这次不太一样，一方面我也想让大家看到我拍的东西是有进步的，另一方面又有点想逃避，希望我在乎的那些人最好别看到这个片子。但我的制片人邀请了很多人，放映结束了之后，他们还是特别兴奋，就组织大家一起吃饭。张译和黄渤都在，他们是中国目前我认为最优秀的演员。我们就在讨论，演员接到一部戏，作为角色，他会下意识地做出第一反应，比如刘陆在年夜饭吵架那场戏里给出的反应，但如果我们以生活的尺度去衡量它，它未必是准确的。比如说要演一场特别生气的戏，90%的演员会表现得很严肃，提高嗓门，甚至张牙舞爪，当然观众会认为这是正确的，因为观众被长年累月的影视剧表演训练了。但在现实生活中，90%的人在巨大的愤怒面前可能是沉默的，这是另外一种呈现。
所以，表演的尺度和生活的尺度有所不同。刘陆理解的人物应有的反应并不是真实人物的第一反应。观众可能把丽丽姐的表现解读成冷漠，大家说她在“玩手机”，我从来没有用“玩手机”去形容她做的事，我觉得她是在“看手机”，甚至也许她都没看清手机上的内容，她一直在听外面说什么，只是不想抬起头让你看到她的眼睛，因为她没办法面对，这是我对她的理解。生活是有很多面的，在摄影机拍不到的地方，事情还是发生着，但是我们并不知道。
其实我是把《如意》当成剧情片处理的，它的素材量非常大，一共有88个小时，我没有找剪辑师的原因有两个。最直接的原因是我不想其他人看到我的脆弱和崩溃，甚至是一些冷漠。可能在某些你认为我应该嚎啕大哭的时候，我其实面无表情，但这并不代表那个时候我不痛苦。我不太希望那些素材被其他人看到，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它是在2020年上半年完成的，那时交流成本很高，人与人很少面对面，但是制作电影是需要面对面的，每一帧都要很精准，所以我只能自己去做剪辑。我把它当成剧情片来剪，把我自己当成《如意》的主角，刘陆和丽丽也是主角。既然有了所谓的“角色”，就要有角色的情感和人物关系，要突出这些关系，要有一些取舍。比如在初剪中，《如意》的部分还保留了剧组对一些事情的反应，比如摄影师、制片部门的人对于姥姥过世以及那顿年夜饭的一些反应，但在我完成剪辑、听取大家意见的时候，不乏少数的人就提出，虽然他们的情绪也很浓烈，但是观众好像也不大关心这些人的反应，他们关心的是丽丽和刘陆，所以那些素材最后就没有呈现出来。另外，如果突出了剧组的部分，花絮感就会更强。
中国的观众看到这种拍得摇摇晃晃的片子，会统一认为是纪录片。关于这部电影到底是什么片，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讨论，说什么的都有——像纪录片的剧情片、像剧情片的纪录片、真实电影、伪记录……其实我自己也很难去定义它，但我的创作初心是把它当作剧情片拍；在剪辑的时候，为了更有情感节奏，我也是把它当作剧情片处理的。
张之琪：《吉祥》穿插了一些采访的素材，你的家人面对镜头讲话。这其实是纪录片里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法，通过当事人的讲述来交代故事的前情、人物的前史。是有意模仿纪录片的手法，还是叙事的需要？
大鹏：是出于叙事的需要。这还得从我是谁、我是个什么样的人说起。我被大家了解，是从《屌丝男士》开始，更早还有《大鹏嘚吧嘚》，不管哪一种，其实都来自互联网。从事互联网相关的工作时间久了，我形成了一种思维模式，总想做不一样的新东西，不太满足于做别人做过的东西。我在搜狐做过明星聊天室的主持人，那时候还没有微博，明星与网友们的对话都是通过一个网站的平台，网站有一个聊天室。有一次一个歌手来聊天室，我们工作人员大概有十个，但我看到后台数据显示网站上就四个人在看，那时候我是有点失落的。虽然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镇青年，但我依然不愿意去做十个人去做、只有四个人阅读的工作。当然那四个人很重要，每个人都很重要，但我更愿意我们四个在这说话，至少有十个人听，对我来说这才是有动力和有价值的。
这件事对我影响挺大的，后来我就想要做不一样的事情，因为它可能是吸引人来看的第一要素。《屌丝男士》也好，《煎饼侠》《缝纫机乐队》也好，虽然在类型上跟《吉祥如意》不太一样，但核心是相同的。《煎饼侠》源于一个念头，就是我看到外国有很多穿紧身衣、戴斗篷的超级英雄，但没在中国看到过，我就想如果他是个中国人会怎么样，于是有了《煎饼侠》。《缝纫机乐队》是因为我热爱音乐，组建过乐队，但很少看到国产的乐队电影。有时候看到电影里男主角拿着吉他唱歌泡妞，我就忍受不了，因为全是假的，我想在电影里实现真实的舞台演出，于是有了《缝纫机乐队》。这一切都源自于一个念头，就是我想干点不一样的，不管观众见没见过，至少是我没见过的，所以才有了《吉祥如意》这样一个结构，一个剧情片里突然穿插采访进去。而这些我认为新的东西，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不是特别新颖的东西了，很多人都在做叙事的尝试，只是我们没看过而已。
傅适野：大鹏导演刚刚讲到，你是把这部电影当成一个剧情片来处理的，但实际上你在其中有两重身份，一方面你是创作者，另一方面这是发生在你家的真实故事，和你的家人切实相关，很多时候你可能没办法抽离出来，或者说这种所谓“抽离的视角”其实是一种很残酷的审视。之前一个采访中你也提到，在看这些素材的过程中你有去看心理医生，因为这个过程确实比较痛苦。我很好奇你是怎么处理这两种身份的割裂的？
大鹏：没办法处理，我其实特想跟你们分享我那种心情是怎么样的，但我没能力准确描述出我在想什么，所以我特别羡慕表述能力强的人，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想法传递出去，我的全堵那儿了。一方面，我强迫自己把他们当角色看，因为只有这样才下得去手，但又不能完全做到，所以经常性地停下来，要不然也不至于做了四年。我想如果没有疫情的话，可能真的要跟王家卫似的了。因为去年我什么事也干不了，就强迫自己把它做完了。
今天电影上映，昨晚我试图描述一下自己对这部电影的一些看法，想写一篇文章发出来，让大家看到。但是当我意识到我写它的原因也是为了让更多人关注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在凌晨两点把写好的文字给扔了。这是我的真实心态，这种感觉很微妙，虽然这些内容是非常真诚的，是我的所想，但它的终极目的是想让大家知道我干了一件什么事，当我意识到事情走向这个方向的时候，我就不想写它了。
我今天早上发了个朋友圈，我说今天是电影上映的日子，但对我来说是一个告别。在姥姥葬礼上，我也在那一群跪在地上往前爬的人当中，爬的时候我很自责，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杂念——其他人会怎么看我？我指的其他人是家人以外的那三十几个现场工作人员，他们平时看到的我不是那样的，他们看不到我的崩溃与悲伤，他们只能看到我做出一个又一个选择，我们一起拍了好多电影，他们都非常熟悉我，他们是我的同事，我是他们的导演。那个时刻我跪在地上往前爬，我忍着不哭出来，不然的话别人怎么看你？当我从地上站起来，我的摄影师会怎么看他的导演？那个时候我产生了这些杂念。
我承认我产生了杂念，我没有办法全部投入到那次告别之中，我总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它让我产生了某种自责。如果是别人责怪你，还好办，你可以与他沟通，看看是不是可以和解；或者用极端的方式，直接不理他、不在乎他。但如果责怪你的对象就是你自己，你怎么跟他对话？
我无数次想起2016年的一个下午，跟今天下午差不多，一个很普通的下午。刘陆坐在我对面，她问，“怎么现在有三个机器在拍啊？”我说，“对，我们要去拍一个电影，这就是电影的一部分。”她说，“你要干什么？”那时的我还是运筹帷幄的，对未来充满希望，很有信心，还冲着她微微一笑说，“我们就去拍天意。”那会儿我觉得自己特别牛逼。但这句话就好像向时光里面扔了一把剑，从那一刻开始，剑扔出去了，一直到今天，它把我扎得遍体鳞伤。那种感觉就像你和你自己永远没办法达成一致，两个自己互相在咒骂对方，在说为什么要这么选择？现在这样你满意了吗？
我特别难描述过去四年的心情。金马奖得奖之后，我拿着奖杯回到酒店，很多电影工作人员跟我一起，大家说，“我们接下来要一起庆祝一下吗？”我说，“你们先回去休息，让我自己先待一会儿。”我就待在房间里，很明显地感觉到时间停止了，不知道过了多久，也不知道要跟谁分享这个消息，不知道跟谁去聊这个天。我就看着一个沉甸甸的奖杯，它具体地在我眼前，你觉得这是一个奖杯，那么它是要奖励什么呢？是奖励你的痛苦、奖励你的遗憾、奖励你当时做出的选择吗？可那个选择叫勇敢吗？是勇敢多一些还是残酷多一些？这些问题一直萦绕着我，这些年都是这样。
张之琪：我看《如意》时一直在哭，因为我也在过年期间失去过亲人。面对她的去世，我也有一个念头，就是有一天我可能会写她，这跟几十人的拍摄团队肯定完全不一样，没有可比性，但我特别能理解导演的感受。我觉得我的眼睛就是一个取景框，后来再去回忆这个场景的时候，我看不到自己在那个场景里，我是在外面的，真的是一种很微妙很复杂的感受。但我觉得没有遗憾，因为如果当时全情投入，被一种强大的情绪裹挟，其实是记不住什么的。现在看来，因为有这样一个念头，还是努力地抓住了一些东西。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创作者要面临的终极问题——面对降临在你身上的痛苦和一些特殊情境时，你要选择怎样去处理它？就让它流过你的生命，流过你的身体吗？还是你有义务把它拦住，让它在身体里再待一下，或者把它变成一些别的什么东西？我觉得这是创作者特别核心的问题，跟一个人还是三十个人的团队在现场没有关系。
傅适野：在我爷爷走之前，亲人们已经开始商量葬礼之后要怎么做，他甚至没能平静地离开，他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耳边都是喧嚣的声音，甚至在一片嘈杂之中，大家连他死亡的确切时间都不知道。我一直在哭，但同时我也有一个人格抽离出来观察这一切。后来我也确实写了一篇文章给我之前供职的媒体，在写的过程中一次次地回想，确实是非常残酷的。我爷爷是晚上出殡的，我在人群之中，一方面觉得很难过，另外一方面我甚至有一点兴奋——作为一个创作者，我看到了一个很好的场景，努力地让自己记下来；但我又会因为兴奋而感到很愧疚，在这样一个生离死别的悲痛时刻，我应该感到兴奋吗？我特别能代入大鹏导演创作者的身份，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做表达。另外我也特别能代入刘陆的身份，在一个全部真实的场景里，她作为一个演员，有和别人不一样的表演节奏，她行使着演员的使命，在她崩溃的那一个瞬间，我觉得特别动容。
冷建国：我是一个比较难被伤害的人，但昨天看完电影觉得自己被伤害了。我奶奶家和姥姥家外面那条路跟大鹏姥姥家外面的路一模一样，有歪歪斜斜的电线杆，路两边堆满了柴火，房子是那种带烟囱的平房，我小时候也会在路边坐在塑料袋上滑雪。长大了之后，每当春节时家里发生冲突，我和我表哥就站在路上不回家。我一直觉得新年是特别难的。去年我回东北的时候，跟我一起站在路上的表哥去世了，我也有大鹏的那种自责——是不是我回去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
我小时候就感到，春节是一个悲喜交加的时刻，烟花在天上炸开的时候，你能更清楚地看到生活的裂痕和亲人的眼泪。我表哥去世之后，我更不想回去了，今年即使没有疫情，我可能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回去面对东北的春节。昨天在电影里看到东北的爆竹，看到一个葬礼之后的东北春节，我真的觉得心像裂开了一样。我已经悲痛到无法作为创作者来思考这件事情，光是想一想就觉得很残酷，所以大鹏能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
傅适野：大鹏导演一直在说“天意”，其实最后事情的走向完全超出了你的预期，这也是另外一种天意。你和丽丽姐也讨论过这种愧疚和疑问——是不是因为你拍这个电影导致姥姥去世，而丽丽姐说是不是因为她回来导致了这件事情，你们想不明白这个问题。我很好奇，关于天意，你现在想明白了吗？
大鹏：去年我跟段奕宏拍了一个网剧，前两天我们一起去拍宣传海报，休息的时候就问彼此最近在做什么。我就给他讲《吉祥如意》的故事，开始是怎么想的，后来遇到了什么事，结果怎么样，我自己也有一个机会去反思这里面的前因后果。《吉祥如意》剪完了之后，最后一个镜头是一辆车离开村庄，村庄的景色向后倒退，电影就结束了。但我总觉得应该有更好的方式来结束，于是我就开始在电脑里找素材，就发现了一个2008年拍的家庭录像，录像里还是那些人。三舅更年轻一些，头发是黑的，还是准备吃包子，我妈妈也年轻一些。大舅在外面笑话三舅，说他“牙都没了，抽烟抽没了”。这时姥姥穿一件红色衣服突然走进了画面，因为墙上有一面镜子，所以我也出现在那个画面里。我拿着一个DV说：“你看我姥姥穿这个红色衣服多漂亮。姥姥你喜欢这个窗花吗？从北京给你带过来的。”我姥姥说：“我喜欢这个。”她把身后的门拉开，门上贴的窗花写着“吉祥如意”四个字。
那时候《吉祥如意》已经剪完了，片名也定了。定这个片名并不是因为门上的窗花写着“吉祥如意”，而是因为片子本身的前后结构——吉祥是三舅的名字，如意是说我们去拍天意，可这一切如了谁的意呢？所以当我看到窗花上写着“吉祥如意”的时候，毫不夸张，我毛骨悚然，非常震撼。其实我也不是经常拿DV拍东西，我为什么在2008年那个时候拍？姥姥为什么要说那些话？为什么要拉开那扇门？门上为什么贴着那几个字？好像有一股强大的宿命感，我完全不理解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跟段奕宏讲这些，他看看我，说，因为你姥姥太爱你了。他只说了这句话，在那一刻我就理解了这一切。
傅适野：您家里人看过这个片子吗？
大鹏：我的二舅还没看过片子，其他家人都看过。去年我妈我爸本来是来北京陪我过年，也就待几天，结果因为疫情就全都留在北京了，5月份才走，那段时间我每天就干这一件事儿。我剪完一段，第一时间就会拷到 U盘里，插到电视上，给我妈我爸看。他们就是普通老百姓，不会去解读什么。我以前不管演什么片子，不管我演得赖与不赖，我妈都觉得太好了，儿子太棒了。所以这次她同样觉得儿子太棒了，她唯一觉得不好的就是自己在里面太憔悴了，没有很漂亮。
自从拍摄完，它像某一种默契，谁和谁都没有再讨论过。我无数次地见到我小舅，但再没有提起冬天拍片的事。其实我脑海中有很多疑问，那天晚上大家是把刘陆当成丽丽了吗？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那么真实？如果有的话，是怎么做到的？在参与拍摄的时候大家到底是怎么想的，才会呈现得那么真实自然？用演员的标准去要求一个素人已经非常难，何况是一家六七个人，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这些对我来说是未解之谜，我也不想探究具体的原因。像是一种默契，我们谁也没有再和谁聊过这个话题。
傅适野：你在影片中说，一些在小镇长大的年轻人后来到大城市打拼，他们有一种身份上的割裂感。你提到在北京和回到老家的自己是两个人，回到老家后，眼前就是家长里短的事情，非常现实，非常琐碎，这种割裂感也是当代青年人的普遍感受。大鹏导演怎么看这种身份的割裂？
大鹏：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我有时候感受不到我自己，但我通过跟别人聊天，大概能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举个例子，我认识的所有经纪人好像都一样，不停地拒绝，不停地为难别人。但我自己在搜狐做记者的时候，就不会说经纪人不好，而是说明星不好。这是一个等式，所以我会跟我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其实是一部分的我，我不会做那样的事，你们也别做。我们是由我们身边的人组成的，我们的爱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跟不同的人在一起，讨论的事情不一样，自然而然状态也不一样。回到了老家，身边的人从同事变成了老同学、亲戚，关注和讨论的话题不一样，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变化。所以这种割裂是很正常的现象，不用把它看得特别严重。
在制作电影的过程中，我自己发生了变化，没事愿意多跟家里人沟通了，会主动多打电话。很多人说看完电影后，出门就给爸妈打电话，这是这部电影积极的一面。
傅适野：刚刚大鹏导演说，你的家人们后来都没再讨论过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您在映后谈中谈到，中国家庭有一种“韧性”，即便家人之间有很多争吵、埋怨、不满甚至爆发，但是爆发之后还是一家人。能不能聊一聊中国家庭的韧性？
大鹏：家庭不是靠一个节日建立起来的，不是一起过个春节就能成为一家人，而是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外部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一起抵抗它，内部发生什么事，我们去解决它，家庭是这样编织起来的。很多观众在看到影片之后关心三舅怎么样了，毕竟四年过去了。他现在的情况其实很能代表中国式家庭里家人们的相处状况。
电影拍完后我回到北京，跟制片人讲了在东北我们遇到的状况，制片人提出由我们负担三舅接下来的所有生活费，给他找最好的疗养院。于是制片部门就去了通化——就是这两天大家在新闻里看到的疫情比较严重的那个地方——吉安是通化的一个县级市，柞树就是距离通化市几十公里的一个小山村，是我的老家。围绕着通化，我们找了很多养老院，拍了照片，条件问得很清楚，我们列了个表，拿回家跟家里人沟通，结果没有一个家人同意把三舅送走。虽然他们因为三舅的未来激烈地讨论、争吵，但是真有一个选择摆在他们面前，告诉他们会有人照顾得特别好，你们不用出钱不用出力也不用出人的时候，反而没有一个人同意三舅离开他们。现在文武香贵四个人每人照顾他三个月，三个月到了就换下一个人去，一年就这么过去了。
张之琪：我那天在映后现场第一次见到大鹏导演，就想请他来上节目，因为他讲话特别真诚。我觉得做音频节目真诚是第一位的，听众可以感受得到这种真诚。今天特别感谢导演来跟我们聊天，简直是我们两年的节目里最为失控的一期。很希望大家去电影院看这个电影。